外汇资产应提高配置使用效率

本报记者 潘英丽

随着外汇储备在3万亿美元整数关口附近徘徊，人们产生了保外储还是保汇率之争。近期更有券商提出了“影子外储”高达2万亿美元之说，引发众多争论。对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潘英丽教授，她认为，这些争论很大程度上源于概念的混乱，使注意力浪费在没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上。

储备或影子外储的说法并不科学

中国经济时报：你怎样看影子外储这一说法？

潘英丽：我认为首先需要澄清的是，人们在外汇储备概念和数量方面出现了混乱。事实上，在与外汇储备相关联的外汇资产里有几个口径，最大口径是一个国家的外汇资产。外汇资产又分为私人部门外汇资产与官方外汇资产，人们通常将官方外汇资产等同于官方储备，但是两者是有区分的，主要看管理部门、持有资产的形式与功能。而外汇储备更强调的是安全性和流动性，一般由中央银行进行市场操作和管理。

在这方面，中国是非常特殊的。我国的官方外汇资产分为外汇储备、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和国有企业外汇资产三大部分。如果国企的外汇资产也包含在官方外汇资产口径里，严格来说，主权财富基金和国有企业外汇资产都不能算作外汇储备。另外，大量外汇资产并不具有流动性，不能有效地发挥出外汇储备的功能。

中国的金融开放应该是市场化的高级阶段

中国经济时报：如果从金融体系的角度来看，我国现阶段需要克服哪些瓶颈问题？

潘英丽：我国金融开放面临两个瓶颈，一是金融体系的结构性扭曲和低效率，二是有效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尚未得到确立。核心问题是改革的延误，如果改革只是停留在技术层面，将带来更多问题。

金融机构作为中介的主要职能，应该是把居民家庭储蓄转变成有效的生产性投资。但随着产业分工越来越复杂，金融自身产业链也在不断延长和分工发展，居民储蓄也被极为复杂的金融分工体系逐渐转化为各类产业资本。我们发现，金融中介有可能不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了，以致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越来越弱。与金融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相联系的另一问题是，金融行业的暴利问题。

而金融业获取利润的合法性基础应在于通过金融的中介服务，使社会资源配置实现优化，但是现在资源配置还没有得到更好的优化。对于某些所谓的资本外逃现象，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对银行信贷的过度依赖。中国的金融开放应该是市场化的高级阶段，应该提高银行体系低效率，以及改善法治环境的缺失。

需要提高外汇资产的配置和使用效率

中国经济时报：在官方外汇资产管理方面，如何更好地防范风险、提高效益？

潘英丽：从国际收支平衡表里不难发现，相对其他国家，我国的外汇资产债务结构差异性与整体收益率偏下，这些资产是否保值增值应该引起社会的更多重视。

从民间投资效率高于国企的角度来看，藏汇于民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民间对外投资主体显然不应该是“大妈”们。对国家而言，比藏汇于民更重要的是营造好企业成长的市场环境，应培育更多有效率的民间企业组织，实现资本在境内和境外的有效配置，实现国民财富增值。

涉及到外汇管制和汇率稳定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外汇作为一种全球购买力的战略资源，显然需要提高其配置和使用效率。比如，不能浪费在境外房地产和没有市场占有率的低品位投资上，这类投资的市场价值很大程度被操控在东道国政府的相关税收政策里，因此，现阶段的资本管制仍然有必要，但毕竟是被动无奈之举，会造成扭曲。

政府更需要从推进保护私有产权制度建设、开放更多服务业和国有企业垄断行业，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好企业成长创造更多的条件，消除金融体系的扭曲、拓宽储蓄转化为有效率生产性投资渠道，在经济健康发展的过程中让居民更充分地分享经济成长的成果。

郑重声明：此文内容为本网站转载企业宣传资讯，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读者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